从根本上言,东方文化的重新抬头也是受了西人的影响。伍启元注意到:清季民初的趋势,本来是“大家一天比一天的向西方文化接近”,但“欧战叫醒了一般人的迷梦,物质文明被许多人宣告了破产。于是中国许多学者,都要把中西文化拿来重新估价、重新比较。东西文化的讨论,因而盛极一时”。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争论,那时“凡是主张西洋文化的,多是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凡是主张东方文化的,必是受罗素的影响”。与带来西方科学思想的杜威不同,罗素在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他在哲学上的主张,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两人的“贡献是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这其实是一场中西名义下的西与西战。对中国士人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已不复存在纯粹“中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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