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言，东方文化的重新抬头也是受了西人的影响。伍启元注意到：清季民初的趋势，本来是“大家一天比一天的向西方文化接近”，但“欧战叫醒了一般人的迷梦，物质文明被许多人宣告了破产。于是中国许多学者，都要把中西文化拿来重新估价、重新比较。东西文化的讨论，因而盛极一时”。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争论，那时“凡是主张西洋文化的，多是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凡是主张东方文化的，必是受罗素的影响”。与带来西方科学思想的杜威不同，罗素在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他在哲学上的主张，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两人的“贡献是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这其实是一场中西名义下的西与西战。对中国士人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已不复存在纯粹“中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