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机转百出的是黎元洪。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股肱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资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其间顶着“活菩萨”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无论是出于投机、应时、求新、从众，梁、黎身上的这些变化看来都有俗情常理可依，而辜鸿铭的变化却极为深沉诡异。
他在步出海滨旅馆之际，看似已经为三天来受教于马建忠的启蒙痛下了一生不容追悔的“改宗”决定。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上看不出他的心情转折，只知道他随即一度跟着英国探险队就任翻译之职，前往广州，准备再赴缅甸，不过旅程在云南却戛然而止了。
这一趟未完成的旅行也值得细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辜鸿铭出任一个探险队翻译之职呢？如果职责就是中、英互译，辜鸿铭当时的中文能力足以称职吗？或许正是察觉其不足，他才会在尔后的三年里转往香港，苦习中文。那么，回头再看：设若于中文能力尚不堪大用之际，匆匆以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辜鸿铭没有交代的，唯能于其日后之事徐徐推绎之。
在这里，我们只能假设：前一年的三日夕之谈中，马建忠基于对辜鸿铭口操九国外语的本事，以及顶戴十三个博士头衔的冠冕，一定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延揽之情，加之以马氏自己的忧国之怀，以及对于洋务的期许之意，肯定为辜鸿铭点亮了一盏“条条大道通满清”的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