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即有专搞核武器的龙头一一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是王淦昌主持日常工作的核研究院九院，九院的龙头在邓稼先他们的理论部。
首先完成氢弹原理的突破上。中国的氢弹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的东西，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就行，如像美国的那种氢弹试验装置，用的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这个装置本身进行了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造一种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可任何核武器都是一个道理，怎么才能实现爆？大爆小爆在科学原理上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因此问题还是回到了攻克基本原理上。这一关谁也绕不过。用王淦昌的话说就是硬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