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会死于寒冷。”他说的神话也包括了诗歌。“诗歌和其他知识、其他科学不同的一个特质是，诗能够表达一切，能够表
达科学与哲学，表达智慧，表达政治；而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不能表达诗——正因为这样的特质，诗人才负有巨大的责任，这
个责任不是宣传、教化，而是重构存在、重构世界”（阿多尼斯语）[唐晓渡、西川《诗：困境与能量——与阿多尼斯对话》，载《当代国际诗坛》（3），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笔墨当随时代，诗歌也不例外。说到诗歌与时代的话题，我也想追溯一下现代诗歌在我国的发展路径，或者说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生人对新诗的追随过程。中国新诗如果从梁启超和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算起超过一百年了，即使再往后，以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为新诗的起算时间，也至少有90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是在接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百年间产生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风格、流派的基础上进行新诗探索的。如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是当时分别代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北洋军阀时期出现了郭沫若、艾青两位标志性的诗人。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按闻一多的评价，郭沫若是新诗的“真正奠基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在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1979年前后出现的“朦胧诗”，代表诗人有北岛、芒克、顾城、欧阳江河、杨炼等。北岛、芒克他们创办了《今天》杂志，1980年《诗刊》1月号转载了原刊于《今天》上的舒婷的《致橡树》和北岛的《回答》。包括舒婷的《神女峰》，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歌，成为我们80年代在校大学生追逐的诗歌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