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性关系的领域，父母亲的角色与生物学上的两性差异有着不可替代的关系，只有这种差异可以正确地纳入“创世的秩序”这一范畴。而一夫一妻制肯定不能纳入这一范畴，其他任何婚姻形式或性关系的标准也不能。在政治关系中，路德有时候把政府视为属于“创世的秩序”，而在另一些时候则似乎视之为从具体的“神的诫命”中产生出来的权威，《圣经》可以为此做证，尤其是《罗马书》第13章。然而，政府只能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属于“创世”，这就是由于存在着人的自由和滥用人的自由，人类社会需要有一种黏合剂来改变人的动物性存在的那种天然的社会性。从“创世的秩序”中不能派生出具体的政府，路德所要求的对政府不加批判的服从也不是这种“秩序”所需要的一部分。
（二）加尔文宗教改革[6]
在宗教改革中，路德的宗教改革总是行走在超道德主义的悬崖陡壁上，更不必说反唯名论的了，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总是陷入一种相反的新道德主义和新律法主义的危险，这是宗教改革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的一个标志。清教主义可以被当作历史对这种危险的一种妥协。宗教改革思想没有能力在斯库拉[7]和卡律布狄斯[8]这两种危险中安然航行，因此在处理这个宗教改革涉及的最终问题时，宗教改革思想一定会使我们感到胆怯和变得非常谨慎。要想公正地区别历史上的善与恶，以及处理在历史中行善的义务和可能性问题，绝非易事；要将所有这些相对的判断和成就归结为福音所宣称的生命与历史的终极真理也不容易。每一尝试的努力都会陷入关于《圣经》信仰的整个悖论式的观念：一方面是历史的特征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历史意义之完成仅在于上帝的审判与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