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系人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才能一日千里。（《民权主义》第三讲）
又说：
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孙文学说》）
以上是《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论的主要论点。即此可见中山思想实是十足代表中国思想中之传统特征，即所谓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专从人类历史文化进展以及人类社会之日常人生大群共业为出发，而依然即此为归宿的。因此中山思想，并不像西方一宗教家、哲学家或科学家，有其偏倾与专注。而博大宏括，同时又是平易浅近，十足代表一个中国思想家之本色。
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两大派别间，足可提示一调和的针向。先秦儒以孟、荀为两派。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侧重在行之易。荀卿分人类为大儒、小儒、庶民，重学重教，重礼重法，侧重在知之难。就孟子言，人类是平等的。就荀子言，人类是有等级的。在宋、明，朱、王为两派。朱子近荀卿，阳明似孟子。良知良能侧重行易，格物穷理侧重知难。论此两派思想之本质内含，也并非截然相反。故荀卿亦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阳明则有黄金成色与分量不同之譬。若就近儒言，行易论，很接近颜习斋。知难论，很接近戴东原。其实中山先生并非一学究，并不在掉书袋，但因他发挥了中国思想之固有本质，他能不受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种种分门别类的专家意见之牢笼与束缚，他能直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独放慧眼。我们中国思想史，自可把中国古先往哲来和他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