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14]
这样一个认识，只有在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得到，以至于像翦老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足见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对于历史研究是何等的重要。前面讲到史念海先生通过野外考察，订正了一些文献上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上的疏漏。史先生认为，这还不是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并使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15]他的《河山集》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把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丰硕成果。他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下游的堆积，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以及森林分布的状况跟黄河变迁的关系，并且还探讨了今后治河的方略；同时，他还提出长江下游水道南北来回摆动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可能给未来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失的问题。这些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创造性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的实地考察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历史工作者要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不能完全局限在书斋里和书本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