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以小政府控制大社会，朝廷官府尽可能避免与民争利，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一旦朝廷直接处于民众的对立面，新一轮周而复始的王朝轮换周期便已开启。有意改制的清王朝试图仿效列强，却忽视了祖训的不可逾越，控制的权力越多，担负的责任越大。此外，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理由也不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冠冕堂皇，背后还有一己之私的盘算。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之后，清政府的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必须依靠借贷才能维系运作。而失去信用的清政府要想获得国际信贷，必须提供可靠的抵押。由于巨额赔款和推行新政事业的大量借贷，使得清政府可以抵押的条件所剩无几，而涉及无穷利益的铁路无疑是最具诱惑力的抵押物。实行铁路国有的巨大风险，朝野上下并非没有预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益考虑和侥幸心理所致。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川路股本牵连千家万户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冒险一搏的结果，不但引火烧身，而且点燃起迅速蔓延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不仅烧掉了大清王朝二百余年的家业，更摧毁了帝制的根基，导致屹立了二千年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有研究显示，武昌起事和各省响应很大程度上具有突发性，不仅主要的革命党同盟会缺乏预见和准备，各地的反清组织也大都是仓促上阵。在反清情绪最为激进的军学两界，直到1910年、1911年，才在一些大都市出现革命团体成员加速增长的趋向。因此，当革命爆发之际，反清力量在组织协调方面显得相当欠缺，军事上很难与清军正面对阵。问题是，在推行新政与宪政进程中众叛亲离的清政府同样脆弱，没有政治的优势和财政的支撑，又失去列强的支持，清政府实际上已经陷于全面破产，根本无法坚持与各地蜂起响应的民党相抗衡，只能寻求体面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