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赠势还象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了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哪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