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弄臣为侏儒，第二类弄臣为基佬，将文人划入第三类弄臣，不免难以下笔。这一点，司马迁很清醒，尽管知道这是辱没门楣，玷污先人，糟蹋名声，无颜见人的羞耻。但是，这又是无情的真实，他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老兄，说穿了，俺不过是“主上之所戏弄、倡优所畜”的玩艺儿罢了。
魏晋以前，中国没有独立人格和文格的文学家，他们只能依附于国君和贵族才能生存，惟主子之命，为文，为人，这是完全的“文学弄臣”。魏晋以后，三曹父子自己是文学家，因此，文学家可以不完全依附于一个主子。如嵇康，阮籍，何晏，虽然也做官，在文学上，却有相对的自由写作空间，不是你司马师让我写什么，我必须写什么，而是我想写什么，才去写什么，不专门为主子服务。从此，中国文学便有了在朝，在野，身处廊庙，还是放逐山林的分野。
但是，文人想在孔庙祭祀大典上分得一块冷猪肉吃，成为宫廷词臣，仍是穷其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明清两朝，一位翰林院学士，能够混到武英殿为皇帝侍读，为太子侍讲，是做梦都会乐出声来的美事。讲罢功课，赏一顿工作餐，御厨未必肯为先生们认真其事地煎炒烹炸，但他们吃起来，比吃龙肝凤髓还过瘾，还荣耀。我们经常读到这类感恩戴德、肉麻而有趣的诗，文人之“贱”，有时也满可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