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幂成功转型？这是一部不够成熟的现实主义电影

1905电影网专稿 如果生下一个有严重先天缺陷的孩子，你会选择救还是不救？

电影《宝贝儿》就让我们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抉择困境和道德困惑，而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和杨幂饰演的江萌，两人就决绝地站在了对立面。

徐先生的女儿患有先天无肛症，他在痛苦中选择不救，在与江萌正面对峙时，他连声发出质问，“未来怎么办？”

在他看来，即便孩子活下来了，将来也会苟延残喘地成长在这不公正的世界，承受不被理解的心酸和苦楚。

江萌，一个同样有先天缺陷的19岁少女，出生后被亲生父母遗弃，最后在福利院和寄养家庭的帮助下健康活下。

同样是有缺陷疾病的弃儿，强烈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驱使江萌要解救这个孩子，她变得执拗，甚至闯入医院偷出小孩，这种固执己见的态度，不留任何商谈的余地。

在她眼里，她就是这名弃儿，是命运的共同一体。既然她活下来了，这个孩子也要争取活下来。

那么，谁才真正有权利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呢？ 

在平遥影展的电影首映现场，杨幂说，“没有人可以定义别人的幸福，更没有人可以操控他人的生命。”

同样，电影也只是不加雕琢地展示出这个现象，在郭京飞和杨幂两人无法互相理解的鸿沟里，不对双方选择作出评判，把矛盾和困顿抛向观众，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宝贝儿》主创亮相平遥电影展映后交流

刘杰的电影习惯取材自社会新闻事件，剧本的创作过程也是社会调查的过程。

《宝贝儿》的创作灵感来自刘杰的朋友，生下患有脑瘫的孩子后，夫妻二人需要在三天之内决定是否让他活下来，在日夜未眠的挣扎与思虑后，最后决定救下孩子并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带着孩子远居郊外。

另一个创作来源是导演对福利院的几次探访，他最后发现有高达1200多个残疾弃婴被寄养在北京城外的两座村子里。

导演刘杰

2012年，我国官方称中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为5.6% ，导演刘杰说，“当我了解到5.6%的出生缺陷率后，也就是说每年会有将近100万个先天缺陷的孩子出生，其中30%的会去世，40%的终生残疾，30%能健康存活，这也促使我拍下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要怪谁，我只能如实拍下来。”

虽然刘杰执导过《青春派》《捉迷藏》这类商业类型电影，但现实题材的文艺片才是他作品序列的主轴。从《马背上的法庭》到《宝贝儿》，法理与情理的纠葛交缠也是他一以贯之的表达主题。

《宝贝儿》除了有江萌解救残缺婴儿这一条情节线外，还展现了江萌和寄养人之间的关系和命运。

寄养不是收养，不具备监护和被监护的关系，法律规定，被寄养的弃婴需要在18岁成年后离开寄养家庭。但江萌不愿离开孤身一人的年迈养母，也不想让养母住进养老院，因而又陷入另一种法与情的悖论和困境。

《宝贝儿》的现实主义既有中立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追求写实性的美学风格。

影片用冷静、疏离的客观视角叙述故事，镜头始终围绕、跟随着江萌，现实就从她的所见所闻里逐渐被构建，被感知。

在自然实景里采用长镜头手持晃动跟拍，减少使用调动情绪的配乐，这种有纪实感的视听风格既可以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见到，在法哈蒂的电影里见到，也能在一系列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作品里见到。

这种拍摄风格也是以演员为中心的美学，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放了演员的表演空间，方便摄影机在真实环境中即兴创作，捕捉更具有真实反应的演出。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杨幂，她头发散乱，满脸雀斑，灰头土脸又弱不禁风，不仅颠覆形象，还在戏里挑战说南京话，比手语。

杨幂这种倾尽全力的体验派表演方法，一如《秋菊打官司》的巩俐，《亲爱的》赵薇和《找到你》的马伊琍，这的确让她很好地融入故事发生情境，也尽可能地褪去观众对她的既定印象。

但是纵观全片，她总是皱着眉，呈现一副犹豫不解，迷惘不知的表情，情绪变化相对单一。

对比饰演哑巴小军的李鸿其，丰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抢了不少风头，但也有些过于用力的问题。

一过收一过放，反倒是郭京飞拿捏得当。导演要求他尽量找到“三天三夜不睡觉”的感觉，他也从这种人物状态中演绎出有分寸的颓废感。

影片的失分更多是来自剧本上的单薄和角色设计上的不完善。

电影的戏剧冲突离不开主人公与个人内心，外部对手和社会环境这三层力量的对抗。

我们看得到江萌的执着和倔强，没能看到她内心的暗流涌动；看得到她和养母的若即若离，没法深入到她们更为紧密复杂的情感关系；看得到小军对江萌的表白和爱慕，没能知晓江萌对他的真正态度。

杨幂在首映现场透露，江萌这个角色不仅是身体残疾，智力上其实也有问题。可电影却没有明确交代和书写，让观众对演员的表演和角色的整体认知有一定损害。

尽管保持客观距离，从江萌的视点展开全篇叙事，影片难免会被诟病有倾向江萌这一方立场选择的嫌疑。

即便有社会儿童团体到郭京飞家里泼油漆的场面出现，处理的手笔也只是浅尝辄止，对弃婴救与不救的争议性探讨并不全面。

显然，《宝贝儿》离更成熟的，更有深度的现实主义电影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影片对社会弃婴群体和残疾人士生存境况的关注想必会引起大众的一番谈论。

这不正是本片存在的最大意义吗?

最后，就同导演刘杰所祝愿的那样，“希望今后这群人能快乐地生活在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