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奏疏虽然写得慷慨激昂，但是呈上之后却如泥牛入海，哲宗皇帝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皇帝的沉默似乎更能表明他绍述神宗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十一月，哲宗透露了复用章惇为相的想法，范祖禹大惊失色，极力劝谏。可哲宗一言不发，只给了他一个极度不悦的眼神。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与此同时，数月前已接到罢免诏命的苏轼却迟迟不愿动身，一直盼望能借辞行之机最后对皇帝进行劝谏，可一直等到十二月，天子依然不召他入对。苏轼只好黯然离京，临行前给皇帝上了最后一道语重心长的奏疏：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