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在1943年追述自己这一转变心迹时的一段话，大体代表了那时中国历史学者的一般想法。他说：“至于史学，此间（指北平，引者注）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基于此种认识，陈垣在抗战八年中身居危城，不就伪职，杜门谢客，独居书斋，潜心于“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先后完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道教考》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这几部书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研究方法也依然是传统的考据，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揭露敌伪残暴，痛斥汉奸无耻，相信中国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