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他没有着意利用巴蜀天府之国的丰饶条件，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急于收敛，讲排场，“多改易郡县，分封子弟，淫恣过度”,尤其是体不恤长年野战于外的士兵，反而给予自己子弟过分的优厚待遇，大丧民心。
在用人方面，公孙述虽说有一定的长处，能笼络住一部分将领。但是他“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尤其是没能获得巴蜀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有不少当地名流对其采不合作态度。比如梓潼(今四川梓潼)李业，“公孙述累聘不应。述怒，遣鸿胪尹融持毒药酒逼之。业笑曰：‘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也’。遂饮药死”。公孙述对于这部分社会力量采取了严厉处罚和镇压的错误政策，这就更加大大丧失了蜀中民心。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公孙述内部矛盾日深，“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公孙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终致最后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