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考虑到以下原因，决定担起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重任：第一，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在整体上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各个专门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第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澜所长领导下就确立了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并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但也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留下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未完成的遗憾。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尤其是最近10年，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一代的研究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年龄在35-50岁的研究者约有6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已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力量的主体，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可以分工承担撰写任务。第三，此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1840-1919年的模式上，现在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缺少一部按照1840-1949年分期、全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第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院长李铁映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工作会议精神在所内传达以后，所内不少研究人员向所里提出应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中国近代通史》的写作，反映了所里部分研究者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热情。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撰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也许有人认为，现在还需要加深专史研究，写通史的条件还不够。这样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专史研究当然是需要加深的，这样的研究永远没有止境。我们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说专史研究不需要加深呢？同时，通史的写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大体上每过十年修订一次。一般来说，通史性的著作，要求综合反映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一次积淀，而专史研究则要求推进某个问题研究的深入。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进研究的深入是不大现实的。如果要求等专史研究做充分了再来写通史，如果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动研究的深入，那等于取消了通史类著作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