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的其它建议，如“断发”、“放足”等，从长远来看，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主张却超越戊戌年间社会普遍的认知水平，严重脱离时代。甚至有些建议，朝廷根本没有采用。康梁就通过媒体、集会等大造舆论，闹得满城风云，反而使社会各界信以为真，对变法产生了埋怨、抵触情绪。我们研究戊戌变法，怎么能抛弃当时的社会实际，以“应该时”“未来时”作依据，将历史当成面团而随意揉捏呢？
更何况“改元易服”“亦无其事”（张元济在《清史稿》关外本上的眉批），康有为的有些建议，当时未送达或送达后朝廷根本没采用；有的则是他事后补写的，即使思想很先进，但对于戊戌变法一毛钱的作用都没有，怎么竟成为他领导戊戌变法的真实证据呢？
戊戌变法的发动，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变法举措的施行，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回到历史现场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并未真正办成几件实事，但由于他善于作秀，频出风头，好发“高论”，因此，一直牢牢地吸引着朝野目光，让人产生了“变法之策来自于康有为”的错觉，将其列为对立面，口诛笔伐，无意之中成就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虚名。康有为一意孤行，将错就错，“得志更猖狂”，他抛出的变法理论、举措不但数量更多，而且更加激进，直至策划政变，给戊戌变法最后、致命一击。犹如观看文艺演出，主角未必受欢迎，小丑常常让人难以忘怀。所以，我认为，不应对康梁“变法”的正面作用评价过高，更不应该再把康梁事后改篡《戊戌奏稿》等作为戊戌变法的研究重点。相反，研究者应该把目光从康党身上挪开，多看看光绪帝、李端棻、孙家鼐、张荫桓、翁同龢、袁昶、徐致靖、宋伯鲁、陈宝箴、杨深秀、刘光第、张之洞、陈炽、黄遵宪，乃至于荣禄、袁世凯等人在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这们才有可能真正认清戊戌变法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