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解构运动本身就是对公正的渴望和追求。在德里达看来，公正就像解构一样无以解构。这或许就是一种解放的希冀，一种没有宗教的弥赛亚主义，或者不如说，解构就是公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确隐含着政治学维度。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一开始无疑就是一项政治工程”[19]。德里达不遗余力予以攻击的总体结构，实际上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特定的历史结构。所以，“德雷达[20]显然不想仅仅发展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对于他来说，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藉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21]。
可以看出，德里达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内在的思想线索的，这就是解构运动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公正的渴望和追求。在理论象征的意义上，如果说“解构就是公正”，那么，马克思主义更是公正，而且解构所欲探索的公正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懈追寻的公正。在批判资本主义，走向公正的理论道路上，解构运动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它必定运行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即由马克思的幽灵所预示、所指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赞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认为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新秩序”和马克思生前一样，依然是千疮百孔，所以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