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的决定绝对是负责任的，因为这决定从本身出发满足了绝对的他者。然而悖论地，这决定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既不为理性，也不为人人认可的或普遍法认为正当的伦理引导。这一切就好像是我们无法同时对他者，对他人们，对他者的他人们负责一样。如果上帝是全然的他者，是全然他者的形象或名字，那么，所有的他者都是全然的他者。这一表达与克尔恺郭尔的某些言论有出入，但却与他的深沉意旨合拍。这一表达想说的是，作为全然的他者，上帝存在于所有有他者的地方。就像我们中的每个人，每个他人，所有的他人就其绝对的个体性而言是完全他样的，这个体性不可把握，他是孤独的、超越的、非显现的，他根本上不会呈现给我的我［如同胡塞尔所说的那样，他人之我在原始的意义上从不呈现给我的意识，我只能以类比和非当下的方式来加以认识］，说亚伯拉罕与上帝有联系，就是说我与作为绝对他者的所有他人有着一种没有联系的联系，特别是与我的邻人或亲人有着一种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人与雅威一样不可把握，因而处于秘密和超越之中。所有的他人（即每个他人）都是绝对的他者（即完全另样的）。因此说，描述以撒牺牲的《恐惧与战栗》说的是事实。以出色的叙事方式，它提示了日常生活的结构本身。它悖论地说出了我们每时每刻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负有的责任。由于亚伯拉罕的悖论，伦理普遍性在顷刻间分崩离析了。在每个决定的时刻，在与作为绝对他者的所有他人的联系中，每个他人每时每刻都将我们领向信仰的骑士。这很可能让克尔恺郭尔言论的某种论域发生了转移：雅威的绝对至一性是类比无能为力的；我们并不都是亚伯拉罕、以撒，也不都是撒拉。我们也不是雅威。但使这一例外或异常似乎具有普遍意义和传播性并因此使伦理的普遍性变得复杂起来的，正是呈现在克尔恺郭尔文本内的增长性力量。它向我们说出了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在给予死亡的时刻内所处的悖论性事实。以增生的方式，文本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它自身的身份，即使当它向我们以秘密的方式谈论秘密，谈论不可读解的东西，谈论绝对无法分析的东西的时候，它依然具有一种被大众解读的能力。它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但它也为其他所有人而写，为与绝对他者联系着的所有他人而写。我们不再知道谁是亚伯拉罕，它甚至无法再告诉我们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