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月，又诏：“农时要月，民须余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狱、久囚。”
案魏本一小部落，后来虽藉兵力，穷据中原，然实不知治体，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劝农，所留意者，仍不过畿内，至高祖世，乃勤勤诰诫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坏，此等空言，又岂能有验邪？
《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日多。贵富之家，童妾袨服[3]；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餔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
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而其情形至于如此，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畜牧之利，北方确较南土为饶，此则地利为之也。
《魏书·食货志》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牛、羊之数，盖张侈之辞。然《尔朱荣传》，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驼、马，色别谷量。《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初见荣，说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皆饰说不足信，然缘饰之辞，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谓荣多马，则不诬也。又《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见北方之马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