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电梯工的日子里，卡尔也接触到了饭店里其他小职员的生活，如把卡尔当作倾诉对象的女打字员。除了超负荷的工作和被解雇的担心，她下班后仍然想同新来的卡尔聊天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同我说话”(224)。每天做打字机的工作使其与他人的联系被割断，机械化的分工将个体变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而媒介技术的发展加深了个人的孤立感和存在危机。类似的由于工具媒介而导致人的精神危机加深的例子，卡夫卡在其他短篇小说中也有涉及，如《邻居》(Der Nachbar)中那个总是害怕自己的业务电话被邻居窃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我”总是臆想着对方在隔着墙壁偷听他的电话，于是接电话时的紧张和不安发展成病态的恐慌，恐惧和猜疑的后果是其事业受到影响，从而陷入精神和生存的双重危机。
在《失踪的人》中，除了描写个人的身体受到各种机器的牵绊外，大城市也对人的感知造成了特别的影响。城市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城市被定义为“人和周围环境关系的一个建构的隐喻……真正的城市形成于一个十字坐标的基础之上。其中的一个轴象征着人的自我理解，另一个轴象征的是历史的目的性”①。笛卡尔推崇的理性思想让人感到自己获得了此前为上帝所独有的创造力，笛卡尔虽然肯定了上帝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但他更强调了上帝所赋予人的理性。他认为在上帝之后，人认识世界、自然和人自身就要依靠人的理性，通过实践哲学“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①。相对于上帝创造的自然环境，城市则完全是人在理性引导下的构想，是人模仿上帝，并通过自己设定的秩序创造“第二自然”的构想。因此，城市常被人们看成是一个人造机器，其构造机制被比作人的身体，而其运转规律则被比拟为人体的循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