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悲剧英雄则可以诉说、分享、痛哭和埋怨。他认识不到“处于孤独中的可怕责任”。阿伽门农可以对克利代尼斯特罗和伊菲热尼埋怨和痛哭。“眼泪和喊叫让人平静下来。”这是一种安慰。亚伯拉罕则既不能诉说、分享，也不能痛哭和埋怨。他对绝对的秘密所围浸。他心情澎湃，想去安慰所有的人，特别是撒拉，艾利埃策和以撒，他非常希望在事前拥抱他们。但他知道他们会对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可以不去做嘛”，可以找到其他办法嘛，可以和上帝商量商量嘛。他们也可能指责他虚伪，假正经。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就是他对他们说了，也要像没有说那样。“他不说人话。即使他懂得所有世上的语言他不能说，他说的是神的话，他在语言内诉说。”如果他用一种共同的和可传译的语言说了话，如果他明白得可以给出不可辩驳的理由，那他也就向伦理的普遍性诱惑低下了他的头，陷入了不负责的境地。他也就不再是亚伯拉罕了，不再是与唯一上帝处于单独关系中唯一的亚伯拉罕了。他不能再献出死亡，牺牲他的所爱，于是不能再爱和再恨，不能再给予什么。
亚伯拉罕什么也没有说，但他还有最后一句话，他回答以撒的提问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如果他说“哪里有羊羔，我有一个”，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羊羔”，那他就是在撒谎，在说假话。他说了却又没有撒谎，回答了却又没有回答什么。这一奇异的责任既不带来回答也不是做回答。对我们用一种不能明白的语言，他者的语言所说的事，我们能负责吗？或者说，责任是不是应当表白在一种与团体已明白的，已烂熟于心的东西截然不同的语言上？“亚伯拉罕没有鼓吹撒谎，但他也没有说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说的是一种陌生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