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所谓“讲读”,是“以说话谈论之语调出之”(《朗诵法》一二八面),只当得作者的“说”类。赵元任先生论白话诗也说过:“白话诗不能吟,……是本来不预备吟的;既然是白话诗,就是预备说的,而且不是像戏台上道白那末印板式的说法,……乃是照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说的”(《新诗歌集》)。他们似乎都以为白话诗文本于口语,只要说就成。但口语和文字究竟不能一致,况且白话诗文还有多少欧化的成分,一时也还不能顺口地说出。因此便不能不有“读”的腔调。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都是读的腔调。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现在读腔是大行了,除恭读《总理遗嘱》外,还有宣读国民公约,宣读党员守则等;后两者听众并须循声朗读。但这些也许因为读得太熟,听得太熟了,不免有读得太快、太模糊的时候,似乎不合于读的本意。这些都是应用的文言;一切应用的文言都只宜于读。这也关涉到语文的教学。至于白话诗文,向来是用读腔的。赵元任先生的国语留声机片便是如此。他所谓“说”,和黄先生所谓“讲读”,恐怕也就是作者所谓“读”。这也难怪,白话文里纯粹口语原很少,戏剧能用纯粹口语的,早期只有丁西林先生,近年来才多起来。赵黄两先生似乎只注意到白话诗文本于口语,虽不是纯粹口语,按理想总该是“预备说的”。可是赵先生实地试验起来,便觉有时候并不能那么“最自然”地“说”了,他于是只好迁就着“读”。可是他似乎还想着那也是“说”,不过不是“最自然”的罢了。赵先生说起戏台上的道白。戏台上道白有艺术白和自然白(?)的分别。艺术白郑重,可以说与“读”相当;自然白轻快,丑角多用它,和“说”也有些相像。——白话诗文自当以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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