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认为正是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内在规定了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合流。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而乡村建设作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是社会教育发展趋势，“我们为方法的探求不得不归到教育，教育家为方向的探求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回忆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时，“同年八月前，济南也有过一次盛会，即‘全国社会教育社年会’。这本应是一个教育团体的集会，然而我们乡村建设研究院亦被邀请参加，并且这一个大会，竟以乡村建设做讨论的题目。……可以看出现在的社会教育与我们的乡村建设是怎样的不分”[118]。他借两者合流说，表明乡村建设在现今中国的重要性，而话语中“我们的乡村建设”彰显了邹平的正宗地位，他作为政学两界公认的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在社会教育界具有天然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