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里有一个更宏大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形成的途径和道路是多样的，如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25]。“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26]这里，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和超历史的必然性，也没有一种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分析社会发展道路时，马克思常常指出，“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等等。马克思从来不以单线的方式考察历史，除了关心“典型的”、“原生的”生产关系外，马克思还经常向自己提问：“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7]。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由于国际关系的影响而产生的“派生形态”。
五 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与派生形态
在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存在着即自然形态和派生形态两种基本情况。当各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的模式以自然形态为主。当交往步入区域性、世界性之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8]，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社会发展由此开始加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