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取材是十分广泛的，在内取于诸司部院保存之奏章，在外则历朝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益以留中之奏疏，传抄之邸报。各地采辑先朝事迹的工作，有时也命地方官领其事，虽有敷衍塞责的，但一般尚能认真对待，这样就保证了实录材料来源的广泛性。然而，从建文年间肇修实录到崇祯时终止，跨越二百余年，而且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所以很难做到体例的统一。据成书较早的《宣宗实录》卷首的纂修凡例记载，涉及帝后诸王、礼仪天象、百官任免、学校科举、刑狱河工、户口钞法、漕粮转输、茶马之政等方面的内容，对此后实录的纂修有很大影响。因此，实录所反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凡明代典章制度、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无不有具体而详尽的记载。
我国古代修史，自先秦以来，即以求真求实为贵。直笔书史一直是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明朝由于仅以实录代国史，而且是官修，所以曲笔失实的情况较为严重，有的经过重修、改修，有的在初修时即有曲笔，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比较典型的如《太祖实录》先后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是永乐时李景隆等修，第三次亦系永乐时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一改再改。一是将明太祖朱元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如沉韩林儿于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大杀开国功臣等皆不予记载。二是将“其有碍于燕者，悉裁革”[6]。三是编造史实，粉饰朱棣，捏造朱元璋生前欲传位于朱棣，等等。类似这种不据实记载的情况，在以后的一些实录中仍时有出现。这正如明末清初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所说：“《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7]作为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明代实录的失实影响了人们对明代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