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203]。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利比乌斯写《通史》、恺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