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乃与邵、张二程子有深交者，在其著作《迂书》中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命。世之高论者，竞以幽僻之语欺人，使人跂悬不可及，愦瞀不能知，其实奚远。他并非喜欢幽玄哲学的人，虽然不如欧阳子一派批判地阅读经典，但彼在《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当时学风，非难失诸武断，但此恐怕乃指欧阳修一派之事，因此温公对于欧阳修派之读书法不满，但彼欲借历史而明其义，则与欧阳修见解一致，特别在助其编纂之学者中，亦有如欧阳子门下生刘攽者，故附论于欧阳子之后。
《通鉴》为资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则不仅以记事之正确为目的，根据《山堂考索》及《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言，奉《通鉴》编纂之诏前，温公模仿《左传》风格，将战国至秦二世之历史写成《通志》八卷，上奏英宗，受英宗命，继续完成《通鉴》，现在《通鉴》非效法纪传体，乃用编年体，时时加以论评，此显然模仿《左氏》之例。《通鉴》乃《左氏春秋》绝笔后，才起笔的，怕是有继其后之心吧。根据《山堂考索》，刘恕问温公：“何故《通鉴》不从上古开始？”公答之：“周平王以来之事，已见于《春秋》，圣经乃不可损益，故自以后始。”刘恕更反问：“何故不在获麟之岁始？”公答之曰：“必须顾虑此在圣经已继续矣。”由此，《通鉴》显然继《左氏春秋》而作的。其中所插入之论赞，可与《春秋》之义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