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曾经批评孟子及其师从的子思之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60]就《孟子》一书看，孟子对他那个时代新发展的知识有广泛的了解和强烈的兴趣，比如，他用“养气”来解说“成德”的工夫，对天文历法做过一些研究，精通《诗》、《书》等典籍，熟知历代史事掌故，孟子可能还是战国时期较早引入并系统阐述“五行”理论的学者。从这些方面来看，孟子确实“闻见杂博”，而且孟子的知识兴趣使他跟流行于东方齐燕等地的神秘主义思潮之间表现出微妙的关联，并因而使他的学说染上了些许神秘主义色彩。荀子对孟子学说的这个批评，虽然远远不能称作中肯，但绝非无的放矢。
孟子学说可以看作是在战国中期的学术背景下，对孔子思想进行的体系化改造。故劳思光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孔子思想对儒学有定向之作用”，“孟子方是建立较完整之儒学体系之哲人”。[61]孔、孟思想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孔子在后世被奉为“至圣”，孟子则被尊为“亚圣”，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坚。不过，孟子对明晰彻底的理论体系的兴趣，使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孔子的平和中庸，而表现出一些绝对化的倾向。孔子历史思想中最富创见的部分，是他提出历史是在其自身的损益因革中不断演进，因而不但历史可知，未来也可预知。孔子并未断言未来必是历史的重复，他的损益因革论在古今一体、变常统一的基本框架下仍蕴含着开放、突破的可能空间。孟子极力要将历史的可知性明白地揭示出来，结果把历史塑造成了一个治世、乱世周期性反复出现的封闭系统。他的历史思想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循环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