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从行为性质上来讲，属渎职行为（持枪人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履行好保管枪支的职责），但恐怕少有人会认为这属于业务过失。因为，关于业务过失中“业务”的内涵，学界存在争议，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与折中说之分。狭义说认为，所谓业务，是行为人基于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所从事的某种合法职业。广义说则认为，业务就是一个人基于社会职业以及社会中的地位的一定行为，经过反复执行而形成的一种活动。折中说对于“业务”范围的认定以“广义说”为基础，但将“广义说”所讲的业务限定于“危险事务”之中，即具有危险性的事务才属于“业务”的范围。[19]笔者认为，折中说与业务过失犯罪的立法背景和精神相符，较为合理地限定了业务行为的范围。但是，从折中说的立场出发，似乎也很难将配备公务用枪的职业活动归入“业务”中去。因为，业务过失中的“业务”与其危险是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的，如交通运输、生产作业等，该业务活动本身就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而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民警、司法警察、检察人员、海关缉私人员以及在军工、金融、仓储、科研等单位执行守护、押运任务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等，其所从事的活动本身并不具有“业务”所要求的危险性，即不属于“危险事务”（这里的“危险”不是指从事该工作的人员所可能遭遇的危险，而是指该工作本身对于公共安全的危险）。所以，就重构《刑法》第129条的犯罪构成模式而言，丢失枪支行为的主观罪过应为过失，依据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过失犯均为结果犯，因此，本条采用结果本位模式，这在逻辑上是当然的结论。并且，根据前述分析，即便是不囿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的条框，本条也难以设置为过失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