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给予她温暖和爱。因写作之缘，她经常去鲁迅先生家“取暖”。在生活与情感的寂寞与孤独中依靠写作取暖，良师逝去，伴侣分离，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文学。在文学中，她获得的温暖和爱超过任何一个人能给予她的，包括亲人、朋友和伴侣。
写作是她自我生命的确证。虽然她靠写作谋生，但是写作的生存需求不是纯然的物质需求。从物质生存到精神生存，或者可以说，她之所以以写作为生，是因为精神的需求才可能有创作的冲动，从而进行创作并获得成功，获得物质基础。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互为性，在萧红的笔下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于萧红来说，写作不是简单的物质需要，也不是一味的宣泄与排遣，它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写作之于女作家，具有特殊性。张洁说：“没有什么是我的救命稻草，只有写作才是我的救命稻草。”“文学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10]徐坤则认为“我写故我在”。萧红说自己“梦里写文章”[11]，在“文艺咖啡室”栖居自己的灵魂，可见对写作之“迷恋”。写作，成为萧红自我生命的确证，也成为她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
萧红对于写作宗教般执着，在写作上她有自己的理想，或曰“野心”。她说自己不写《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这样的小说，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小说，“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12]鲁迅。萧红向经典作家学习，自己在创作上不断寻求超越。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到《后花园》中，“她完成从抗战作家到乡土作家的辉煌转身”[13]。她的文本具有经典的辐射性，内含“底层写作的问题，身体叙事的问题，民族国家的问题，性别的问题，党派政治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以及热遍全球的现代性问题，等等，甚至连后殖民的问题都有，当然是早期后殖民的问题”[14]。沿着精神导师开辟的道路，萧红向自己的写作理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