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深度的个案研究，也是“对话”的一种较好的形式，因为它有利于对问题内涵的展开和对问题性质的分析。杨生茂所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在编纂上很有特色，它包含“特纳原著”七篇，“外国历史学家论特纳及其学说”论文六篇，以及编者一篇长达18页的专论。[22]这种编纂形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而从“对话”来看，其范围则更加广泛，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反映出一种可能性，即当今史学家考虑借鉴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评介西方主要史学流派，是可以尝试的。
由若干专题研究构成的系统的理论著作，对于“对话”可以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做出的最全面的评析。刘家和教授在关于此书的推荐意见中写道：
以此书的内容来看，它包含了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两个层次。在历史哲学方面，对各种主要学说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都有评述，如新康德主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文化形态说（斯宾格勒、汤因比）、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柯林武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罗素、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波普尔、德雷）、生命派（奥特迦·伽赛特）等。在史学流派方面，同样包含了各重要流派、国家和代表人物，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理论、法国年鉴派学派以及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全书开始有一长篇绪论，综论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和状况。此书内容，并有系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