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的文化交流
明朝初期，明廷为扩大对外的政治影响，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壮举，直接影响着所到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推动了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明中后期，中国与亚非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私人海外贸易的渠道进行，继续对亚非的历史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中国陶瓷的大量输出　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以陶瓷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明代陶瓷外销东南亚的数量，远远超出于宋元之上。明朝初年，明廷曾以几万件瓷器赐给占城、真腊和暹罗，如《明史·外国传五》占城条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真腊条载“洪武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十九年（1386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瓷器往赐”；暹罗条也载“洪武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瓷器，与真腊等”。而通过贸易的渠道运往东南亚的陶瓷，数量更是庞大。费信的《星槎胜览》暹罗国、满剌加国、苏禄国、苏门答腊国、花面国等条，都载有这些国家“货用青白花瓷器……烧珠……之属”诸类的文字。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反映出东南亚人民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喜爱和欢迎。如爪哇国条说：“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瓷）器并麝香、花绢、纻丝、烧珠之类。”这些中国青花瓷器大多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及福建、广东等地，如1954年在马来西亚柔佛出土的33件瓷器，多为明代宣德、隆庆、万历和嘉靖年间江西景德镇的产品。[18]由于输入中国瓷器，东南亚人民因此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某些生活习惯，如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文郎马神的人，“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瓷）器。又好市华人磁（瓷）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19]东南亚人民还在宗教仪式、丧葬、宴会等场合广泛使用中国瓷器，并将瓷器作为珍贵礼品馈赠给亲友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