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二战受害女性国际公开听证会，我亲自护送姑母珍花前去了几次，还有珍花的父母和哥哥们陪同，以及柳波芙阿姨听说了这件事，她从俄罗斯前往中国，再陪同珍花一道去了日本东京。
到了那里，我们看见还有从其他国家前来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一起控告日军的罪行，这里面有从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地方过来的二战女性受害者。
各国的女性受害者们一致声讨日军是如何残暴地侵害妇女，每位原告当庭艰难地启口说出那段天昏地暗的血泪史，将过去亲身经历的“慰安妇”制度事件细细道来，这是她们拼了一把老命为自己的祖国、女性权益和人权所坚持做出的最大抗争。既然别人有意无意地践踏她们，日本政府更从不重视此事，她们必须学会站起来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无比期望在去世前迎来正义的审判。
一九九二年，朱珍花在东京国际法庭现身为自己讨公道，她出庭作证时用的是自己千难万苦慢慢找回来的原名——张喜珍。
张喜珍出庭作证的勇气都是已逝的爱人和身边仍在的亲朋好友逐渐鼓励出来的，她不羞怯，不再退缩，这是她理直气壮应当控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