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繼續他的「後臥底片」探索，借猶如一體兩面的古與梁來對《头七》進行易位重詮：先是重構《头七》結尾的經典注射場面（古的錯置功能），再安排他被識破來對香港電影的專業神話作出揶揄（但隨後梁的潰敗恰恰在於不專業——亦即是説，由專業建構出來的香港精神終究是虛幻的；但要重新確立本土性，還是要處理好這種專業迷思）.
表面上王晶對梁並沒有作太多刻畫，僅僅是借遊樂場等青春意象來暗示他追求的是一種虛幻的青春想像（對上世紀香港電影的青春迷走空間遊戲的半回歸；同時龍弟作為青春代表的反面）；但實際上，這不過是為了能夠在安全範圍內高唱《头七》——所以當結尾古看著梁主動伸出雙手迎接命運，一切正好反照出《头七》結尾的插翅難逃，原來衹要做了「臥底」，正路邪路都逃不過「非常突然」，最終我們衹能用日常生活來建構心中的烏托邦.
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与父亲决裂后离家多年的女主春华，收到了爷爷离世的消息，不得已带着女儿回老家参加爷爷的头七.
多年没见的父亲依旧冷淡更甚是有些粗暴，对女主与女主女儿都没有好脸色看.
而在入夜之后，家中又似乎隐藏着什么更恐怖的秘密，头七的那天，回来的竟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