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蓝色骨头》：快让我在电影院里撒点儿野

\n\n\n\n\n\n     1905电影网专稿 现实世界里，崔健还是那个棒球帽上一颗红五星的崔健；电影世界里的崔健，却急于摆脱“红色”的符号——“真不知血和心到底哪个是热的”。和人们对崔健惯有印象不同的是，《蓝色骨头》与政治批判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直接回归理性与人心，关注更终极永恒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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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故事围绕一个“破碎的家庭”展开，父亲、母亲、儿子分别在不同的时空追寻自己不同的人生，却又在母亲遗留的一首歌里破镜重圆。首次执导长片作品的崔健却没有表现出新手的羞涩与不自信，并自称这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值得反复消费：“应该印两个、三个副券，让看不懂的人有机会再看”。豪迈的气魄一如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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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那么在年过半百之际暂时放下吉他、拿起导筒的“崔导”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崔健的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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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崔健眼中的“独立女性”：外表妖娆，内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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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崔健饰演的父亲大胆放手，鼓励女儿摆脱对父亲的依赖自己骑自行车。而作为导演的崔健同样对女性充满信心，崔健塑造的女性角色绝不是美丽的花瓶，而是有血有肉有追求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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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早在2006年崔健执导的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中，崔健就塑造了一个激烈地质疑男权的美丽女孩“桃子”。片末桃子向修复处女膜的小广告上撒尿的场景可谓惊世骇俗，一举颠覆了通常人们对女性角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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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而新作《蓝色骨头》中，倪虹洁所饰演的施堰萍同样外柔内刚。这位儿子眼中中国最早的“嬉皮士”一举一动充满了孤绝的酷劲儿。“美加上特立独行就成了罪”——因美貌而“被选中”的施堰萍注定无法大手大脚地特立独行，却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小宇宙”——她所创作的《迷失的季节》赢得了喝彩与掌声，而某位领导对作品的不满恰恰从一个反面宣告了施堰萍在那样一个年代心灵与人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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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幻所饰演的萌萌。与《修复处女膜年代》叛逆激进的“女权分子”形象大相径庭，《蓝色骨头》里的黄幻充满浓郁的风骚女人味儿。将自己下体跨到钟华的吉他琴头上的一幕充满了诱惑与挑逗，传神地揭示了音乐与性之间幽暗的联系（有人认为吉他的形状正是结合了男性的生殖器官与女性的身体曲线）。而最打动人的莫过于萌萌潸然泪下的一幕——这位所谓的小明星唱歌严重跑调，舞姿也别扭拙劣，《蓝色骨头》的节奏响起，钟华的审视变成了萌萌的自我审视，萌萌这才发现自己性感的外表下骨子里的无能，焦躁与窘迫的泪水夺眶而出——崔健对女性心理的把握堪称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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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毛阿敏饰演的文工团张长尽管只出现在两场戏中，却十足令人信服。听罢《迷失的季节》简单的一抹眼泪一鼓掌却是如此真实自然。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崔健选角方面精确独到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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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蓝色骨头》中的三位女性尽管年龄差得很远，但都表现出了对人性的信心和对精神独立的追求。这种“独立女性”的形象在当代华语片中并不多见，但是其背后所揭示的女性意识与人性抗争显然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可见崔健在这方面的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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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崔健眼中的“时代变迁”：告别“文革”伤痕，追求当代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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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绿军装，红五星一向是鲜明的革命时代符号。亲自从“文革”时代走来的崔健自然也免不了那份旧时代的旧情结：早年的音乐演出中崔健酷爱军装打扮；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红先生》等多首摇滚乐作品也都表现了崔健浓郁的革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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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可贵的是，作为经历过“文革”年代的老牌“六零后”（崔健生于1961年），老崔在自己的电影处女作中却没有流露出很多作家和导演的“伤痕”情结：片中母亲生在保守的年代却过于前卫；儿子生在开放的时代却顽固保守。然而他们都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而是努力地在挣扎中寻找希望，证明个人的价值与意义。满满的正能量一如老崔的音乐里一贯的乐观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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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同时，崔健在触及自己最熟悉的年代和人物的时候充分发挥了他的诗意和创意：片中老式轿车冲出银幕的设定带着浓浓的超现实意味；赵有亮饰演的父亲通过暖气管上的听诊器窃听病情的一幕也非常真实有趣；而莲蓬头下的一段舞蹈转场堪称片中最美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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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另一方面，崔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和年轻一代有更多的交流。令人惊讶的是，音乐世界里的老崔尽管已成名多年，却丝毫没有“摇滚教父”的架子，而是时常出入一些年轻独立乐队的演出现场。电影插曲《鱼鸟之恋》大胆邀请“中国梦之声”亚军，曾经大忘杠乐队的女歌手央吉玛演唱；《蓝色骨头》的首映礼演唱会上，老崔也请来年仅16岁的“好声音”唱作人李文琦翻唱自己的名作，足见其对年轻一代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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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而《蓝色骨头》这部电影的第一主人公钟华也正是一个诞生于新时代的年轻网络音乐人兼宅男黑客。演员尹昉是个标准的“85后”，其自由艺术家的独立沉稳气质也正和角色本身暗暗相合。遗憾的是，崔健在片中所探讨的网络病毒、音乐行业过度商业化包装等问题过于老套；揭露记者收红包这个现象的确体现了崔健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但过于草率地处理还是显得有些简单粗暴。崔健对年轻人的关注与肯定精神可嘉，但其彻底和细致程度仍然有待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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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下一页：崔健眼中的“电影制作”：概念先行激情至上，技术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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